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一带一路”倡议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指出了中国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之路。中国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人均自然资源匮乏、外贸增长率下滑、对外投资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合作共赢、创造和谐世界等方面形成与霸权主义不同的国际经济新规则新秩序，也有利于突破特里芬难题中资本输出国的悖论循环，使中国借助多边投资机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有效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闯出一条新的适合中国扩展对外经济活动的路径。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诠释解读，笔者从“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道”角度谈点粗浅之见。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西方模式
“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对一国或地区而言，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在全球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强弱，既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对全球经济走势和发展的影响力，也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利用全球资源来优化本国或本地区资源配置的能力，保障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难看出，提高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是开放型经济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发展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全球化虽然是一个现代范畴，但受自然资源禀赋有限性（甚至稀缺）的约束，以占有并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活动早已展开。远的不说，至少从15世纪左右开始，拓疆掠地就成为欧洲各主要列强的一个主要战略。
600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展示了，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中的西方模式有着如下特点：
第一，以军事暴力手段为重要机制。资源配置本属经济范畴之事，应当通过发挥经济机制的力量予以解决，但在历史上，为了扩展可控制的资源数量，在向海外推进中，欧美列强屡屡动用军事暴力机制，通过船坚炮利强制性地打开他国或地区之门，掠夺被侵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资源，因此，600多年历程中大部分“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发展“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但是以军事暴力机制为支撑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状况难以持久，并非最佳选择。这也是引致二战后70年间西方国家不断调整全球经济资源配置机制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二，以国际市场价格差异为重要机制。二战后，在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独立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转而选择了通过控制或垄断国际市场的机制来扩展它们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即以低廉价格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获取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同时，以高昂价格向这些国家或地区输出工业品或高端产品，由此，获得巨量超额利润，盘剥发展中国家。与军事暴力机制相比，这种价格方式较容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运作成本较低且收益颇丰。仅仅依靠国际贸易机制，虽然可能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供求和经济走势，但它不容易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控制格局，因此，这一机制虽然为西方跨国公司等国际机构广泛采用，但西方国家政府的举措常常超出这一范畴。
第三，以资本输出为重要机制。近70年，借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经济发展中资本严重短缺的现实，西方国家大大加速了资本输出的步伐。与贸易方式相比，运用资本输出方式，在客观上，既有利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高被投资国家或地区的就业水平（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又有利于绕开贸易壁垒的限制、扩展在被投资国或地区的市场份额，还有利于贯彻投资国影响或控制被投资国家或地区相关经济运作的意愿。在通过股权、专利和合作等方式控制了被投资国家的重要工业和科技产业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机制，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社会发展乃至政治倾向受到它们意图的影响和控制。在这些投资过程中，西方国家不仅通过与国际贸易上的优势相结合，获得了在其本国难以得到的高额利润，而且通过附加一系列非经济要求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获得了仅以国际贸易方式所得不到的政治、文化、外交和社会方面的特殊权利和地位。
第四，以金融市场运作为重要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金融市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快速提高，汇价、利率、股价和大宗商品价格等成为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机制，由此，通过金融市场投资运作进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并由此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国际经济战略的一个主要选择。在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运作中，西方国家既可以通过影响国际汇价走势来影响他国或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政策等，也可以通过影响各种金融产品的国际价格来影响他国或地区金融市场走势和金融政策选择，还可以通过国际的公司并购、资产重组等路径展开股权投资和债权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