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资源配置之中国面临的挑战
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达到58786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54742亿美元，进入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第二位；2014年，中国的名义GDP总量达到636463亿元，按当期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折算，越过10万亿美元大关。但要保障经济增长率在中高位区间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还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第一，人均自然资源匮乏。
第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2015年前7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2244.47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7.2%。这既反映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引致的全球经济疲软从而各国和地区需求增长乏力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反映了全球贸易和服务竞争加剧从而国际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的新挑战。
第三，国际投资严重不足。1995-2014的20年间，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快速增加。但近年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额在减少，而且资产增长率大致从在2位数区间运行降到2014年的0.56%，它标志着中国将告别外汇储备资产快速增长的历史。
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在外汇来源角度看，既是货物贸易顺差增加和引进外资增加的结果，又是中国境内企业在海外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的结果，它反映了中国货物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国内投资环境改善和中国企业股权国际化程度提高等。但从外汇资产的使用角度看，则反映了中国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并没有随着外汇资产流入的增加而相应地提高。
一个需要特别引起关注的现象是，2004-2013的10年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处于快速增加进程中，数额从2764亿美元增加到了19960亿美元，增长了6.22倍；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仅从527亿美元增加到了6605亿美元，远小于国际投资净头寸的增加量。海外直接投资是一国或地区在全球配置经济资源能力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缓慢，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发挥国际作用的地位是很不对称的。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资产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交付给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增强了它们的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与此对比，中国只获得了一个名义上的“外汇储备资产”数额，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实惠。
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5年过去了。就名义GDP而言，2014年日本不足5万亿美元，仅为中国的一半不到。但就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而言，中国与日本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到2015年3月，日本的海外各项投资已达7487880亿日元，如果按照120日元兑1美元计算，则日本的海外投资数额达到62399亿美元，远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数额。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外投资有着快速增长的势头。2003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数额仅为3129300亿日元，但到2015年3月就新增了4358580亿日元，增长了近1.4倍。在这些类型的海外投资中，增长最快的是“直接投资”。这反映了在这段时间内，日本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与在全球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相比，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多集中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借助于投资项目多、数额大和投资历史长等优势，日本成为中国在亚洲展开海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
中国虽然是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但海外投资数额与美国、日本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如果这种状况在发展中难以充分调整，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将受到严重挑战。
第四，破解特里芬难题缺乏有效机制。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1960年在《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在美元成为国际主要结算与储备货币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将处于两难选择之中，即美元要作为主要的国际货币流出美国，美国就必然出现长期贸易逆差，但长期贸易逆差必然引致美元贬值，而长期贬值的货币是不适宜作为国际货币的。换句话说，国际货币的币值稳定在客观上要求国际货币发行国处于长期贸易顺差，但长期贸易顺差则意味着该国货币难以流入国际市场，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这两个内在机理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形成了悖论。在贸易项破解不了特里芬难题的背景下，一些人试图通过资本项来破解这一难题。
在已有的国际收支表范围内和已有的国际经济活动范畴内，要破解特里芬难题是几乎不可能的。那么，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特里芬难题挑战有没有破解之道？“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破解这些难题方面有着超出已有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