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遥远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
问：您在《鸷鸟、神面与少昊》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华古民族在遥远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请您详细说说。
孙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古代也有中原、边疆之分。比方说长江以南在商代人看来是很遥远的地方，商朝的首都无论是在朝歌还是安阳，距长江以南都很远。而且在古代，江南的河流、沼泽多，中国作战原来是车战，到了长江以南，车战就不太灵了，不好打，所以就是边远地带了。虽然原来有这样一个比较固定的看法，但是现在经过考古发掘以后，发现出土的好多东西在相距很远的地方都相似。
比方说红山文化在辽宁，良渚文化在浙江，红山文化跟良渚文化，辽宁跟浙江，不要说是古代，就现在也是老远。古代交通工具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徒步从辽宁到浙江得走几个月吧。可是它出土的很多东西都相似，比如出的神像，特征基本上一样。
而且有些早期的文字，如甲骨文，以及更原始的文字，看起来基本相似。一方面它是单个的方块字，虽然现在不能把它完全都认出来，但是感觉到基本造字的原理是相通的。以前我们光知道安阳商代的甲骨文，后来在陕西又出了西周的甲骨文。还有先周的甲骨文，就是西周以前，西周还没有把商朝灭了以前那个周的甲骨文。这个甲骨文跟安阳甲骨文基本上一样，有的字写得一样一样的。不过就是在陕西出的甲骨文，字刻的特别小，不像安阳甲骨文那么放的开。
从西安到安阳，从辽宁到浙江，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所以中华民族原来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这些共同因素后来经过了商、西周，经过政治上的统一，它就越来越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了。不是征服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民族，语言什么都跟你没有共同点，不是那样的。它本来有很多东西是一致的。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些，还能发现这种共性存在于时空距离极其悬远的中国上古时代的各考古学文化之间。上古时代，华夏族尽管分布在全国各地，支派众多，却拥有基本相同的语言文字。中华民族在遥远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各地出土的若干生活用品如陶器之造型上的差别，和这种笼罩天下、超越区系的共性相比较，就显得次要了。因为只有这样，那些相当独特的纹样和器物，才能穿越广袤的时空，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以基本相同的面貌出现。
中华古民族的文化是多源的，但彼此之间并不是相互封闭，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多源共汇，形成了统一的中华古文化。
“对于世界上各种美好的事物，我国不仅善于学习，而且能根据本国情况予以消化和吸收。”
问：除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外，还有中西文化的交流。在探讨文物时，您多次提及了文化交流的问题，中国的发明如璏式佩剑法曾穿过无数国境到达西方的文明中心，而西方的发明比如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也曾在很早的时候传入中国并被学习、消化和吸收。在看待古代的中西方交流的时候，您认为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孙机：除了世所周知的重大发明外，我国创造的一些小物件也在古老的年代中早已通行于异域；曾在我国流传的一些工艺意匠之源头，亦曾于高山雪岭、瀛海沧溟之外觅得，不得不使人赞叹、珍惜。
但我们也得看到一点，就是有些东西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是个好东西，别人就一定很喜欢，就要。比方说一些中国的好东西，西方就一直没有。我们中国吃红烧肉，这个红烧肉很香，外国人吃了也美得很。红烧肉怎么能够好吃？为什么比西方单纯的烤肉好吃？因为里面有酱油这些佐料，中国的佐料当然一大套了，其中最重要的是酱和酱油。酱和酱油是怎么来的？是大豆发了酵以后做成的。所谓中国烹饪，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就是大豆，当然像盐、糖全世界都有，可是这个酱是中国特有的。毛主席说“喜看稻菽千重浪”，稻就是水稻，菽就是大豆。可一直到了18世纪大豆才传到西方。这之前来过中国并吃过红烧肉的外国人不计其数，把大豆装一小口袋，带回去一种不就完了？可就没有。所以文化交流本身它是受很多条件的限制。
再比方说中国烧瓷器。中国的瓷器一方面美观，看起来像玉一样，另外一方面它不吸水。陶器就不一样，陶器吸水，搁的时间长了，慢慢外面就能渗出小水珠来，当然好的陶器渗的少一些。人们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都会烧陶器，中国会烧，西方也会烧。而且西方很早就有玻璃器，古埃及就有，后来到了古罗马更不得了，古罗马玻璃器做得非常好。又有陶器，又有玻璃器，又做得这么好，可是就没瓷器。这个瓷器西方一直到了很晚很晚才烧出来。瓷器跟陶器的区别一个是它的胎，瓷器的胎是用瓷土，陶器的胎是用黏土，但西方也有瓷土。所以研究得实事求是，不能光凭着逻辑推理。
问：我们常说汉唐盛世，汉代与唐代是中国历史中两个闪耀的时代，而我们所认识的唐代，一个基本的印象是开放。当然汉朝的丝绸之路也是。您如何看待汉唐盛世与其开放？
孙机：古代中国两个最光荣的时代，一个汉朝，一个唐朝。现在很多书说唐朝之所以繁荣，是因为那个时候开放了，来了很多外国东西。可是实际上唐朝基本立国的原则，比方说府兵制、三省六部制，都跟西方毫无关系。比方说唐朝的文化方面，唐诗、古文，这些都一点不受外来的影响，都纯粹是中国的。
当时丝绸之路，到了唐朝比汉朝来往更多了。这个时候中亚就是粟特人，再往西走，就是西亚，现在的伊朗那时候叫萨珊帝国。这些地方的文化也传到唐朝来，但是他们来的东西多半都是一些高级奢侈品。比方说金器，金器上面怎么样加装饰，这方面唐朝是学了西方的一些技巧。但是这些东西是上层的一些奢侈品，跟最基层的生产生活关系不大。而且有些唐代的金银器虽然器形接受了外国的式样，但少见通体亦步亦趋的仿品。
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分开来看器形和纹饰，则器形更多地代表其实用功能，而纹饰却偏重于传达其文化属性。唐代的金银器上的图案当然有来自西方的成分，却大都已根据中国的审美观念加以改造，而且手法日益精进，以致其中的西方元素逐渐淡化得难以察觉。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代制造金银器的工艺不曾向西方学习，但其整体风格和发展趋向却未曾被西方引领。
那个时候从粟特那边也传进来一些农作物、植物，但是数量不多。比方说中国从汉到唐增加的菜也就是黄瓜、菠菜、茄子这几种。我们现在冬天吃的大白菜，是中国人自己培育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因为这个大白菜原来叫做菘，它的叶子不往一起拢，是铺开长的，而且叶子是黑绿色，跟现在包心的白菜完全不一样。这个包心的大白菜，有时候一棵就30斤，底下不能吃的就是白菜疙瘩那一点，连半斤都没有，上面那30斤都是很好吃的，这是中国经过很多年培育出来的。
前几天看一个报纸上写一篇关于丝绸之路的文章，说那个时候还来了很多作物，比方说马铃薯、白薯、西红柿、辣椒……不对的，这些东西包括玉米，这都是美洲作物，都是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美洲过来的作物，跟丝绸之路、跟古代的中西方交流不一样，不是一回事。
所以说在古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虽然也接受一些外来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国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对于国计民生影响不是很大。另外，要看到我国古代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那些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事物，一般很难传入和立足。而且，得以传入我国的外来事物最后也大都被华化。就拿葡萄酒来说，从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到蒸馏白兰地酒，虽然起初都是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但它们都在很早的时期即为我国所接受，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说明，对于世界上各种美好的事物，我国不仅善于学习，而且能根据本国情况予以消化和吸收。
文化需要交流，“转益多师是汝师”，择善而从绝没有错。但文化是受传统、受民族性格制约的。外来的文化因素只是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
“研究古代文物，必须以史实为依归，且断不能以牺牲常识为代价。”
问：研究古代文物，大概人人都会希望有一个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思路，但是这一切都应该以史实为依归，这一点您多次强调。您在书中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您能不能详细谈谈？
孙机：研究古代文物，如能从未开发的层面上揭示其渊奥，阐释其内涵，进而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概括，当然是可贵的学术成就。但要做到这一步，必须以史实为依归，且断不能以牺牲常识为代价。
研究物质文化，现在慢慢地越来越热了。但这里也有一些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研究人员对于古代有一些误解，那些误解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事，可就一直纠正不过来。
比如说“豆腐问题”，说淮南王发明豆腐，这其实是一种臆测，但近年来被重新提出了，怎么提出的？就是在河南打虎亭1号墓发掘的时候有一幅石刻画像，被认为是制豆腐。可事实上并不是，它所描绘的是酿酒备酒的情形，和豆腐并不相关。那为什么会被解释成制豆腐？恐怕是先入为主的看法在起作用。一种自北魏至五代，六百余年间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中从未有所反映的副食品，出现的时间突然被提前到东汉末年，难道不应该认真地加以审视吗？如若耳食目论，随波逐流，恐怕这艘偏离航道的船就会越划越远了。
再比方说现在一般都说中国经过了图腾的时代，图腾时代就是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动物的祖先。这个图腾原来主要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大洋洲的，他们认为一个氏族都有一个动物祖先，比方说这个氏族祖先是鳄鱼，那个祖先是熊或者什么。这个说法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被中国学者引进来了，当时是作为一个新的说法，后来逐渐就强给中国古代加上了。中国上古，那个时候就说万邦来朝，万邦的邦当然可能是一个氏族，不是说一个大的国家，但是就算一个氏族他得有图腾，万邦就得一万个图腾，那个时候人的知识能找出一万个动物来给他当祖先吗？那恐怕连蚂蚁都找上也凑不够一万这个数。
而且中国古代，比方说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我们都知道有仰韶文化，有龙山文化等等。仰韶文化什么图腾？龙山文化什么图腾？谁也回答不出来，因为图腾它有图腾标志，有图腾的纹章，有图腾的舞蹈，有图腾的禁忌，有一大套东西。那我们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里边发现的陶器，那上边没有一个动物到处都是，就是说没有发现图腾的标志。
再比如，宋朝的瓷瓶子有一种瓶身比较高、上面那个口比较小的，大家都把它叫梅瓶，有的地方还有梅瓶博物馆。为什么叫梅瓶呢？民国初年有个人写了一本书叫《饮流斋说瓷》，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口小，只适合插一支梅花，所以叫梅瓶。实际上在宋朝插花，或者是用花瓶，或者是用胆瓶，不用这种瓶。这种现在我们叫所谓梅瓶的东西，当时叫京瓶或经瓶，是盛酒的。在壁画里面看见的开芳宴，桌子上摆着喝酒的碗，桌子底下就摆着这种瓶子，表示这是储存酒的器物。就是说我们中国自己有的时候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有些误解，这些误解有的时候就是一直传下来、改不了。
再比如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有翼兽这种造型是西方传过来的，一直到目前还有很多人这么主张。实际上中国在春秋早期的铜镈上就铸出带翅膀的动物。中国带翅膀的动物和西方带翅膀的动物大有区别，中国的造型里边出现的有翼的动物，那个翅膀都小，本身是一个艺术手法，表示更有神灵、更有神气。
东西方的艺术表现是两套，虽然有文化交流，而且这个文化交流也绝对是好事情，但是古代限于交通的不方便，还有各个民族有不同的习惯，这个不同的习惯长期下来，就固定成为一个制度了，成为一个制度以后它就对别的东西有所排斥。你来一个新花样，我不一定愿意接受。所以文化交流有好多好多条件，不是说那边有这边就一定得去学，有的时候想学学不来，有的来了以后不愿意学等等，各种原因。所以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就得在这些方面都加以考虑，加以注意。现在有些说法本身还有些不太正确的，比如有些定名的偏差，恐怕文物界将来还得纠偏。
